在台儿庄大战结束之际，李宗仁在总结战后功勋时，特别提到了三支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。在这之中，第一支是负责防守台儿庄的第31师池峰城，第二支则是负责机动作战的汤恩伯军团，第三支则是执行游击战的张轸所指挥的第110师（当时归汤恩伯指挥）。尽管他们都功不可没，但在授勋仪式上，却显现出了显著的差距。

为了表彰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将领们，共有12名指挥官被授予了“青白”勋章。这12位将领的名单包括：孙连仲、田镇南、冯安邦、池峰城、黄樵松、张金照、吴鹏举、汤恩伯、王仲廉、陈林达、张广厚和庞炳勋。其中庞炳勋是在1939年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之前被补授的，这也引起了些许的关注。同样有突出表现的张荩忱、关麟征、张耀明、郑洞国和张轸却没有出现在获奖名单上，这让人感到困惑。

究其原因，“青白”勋章的授予有一个特别的条件，就是不能重复授予。同样列入其中的张荩忱，早在长城抗战期间就已经获得过此勋章，而关麟征和张耀明也同样在此役之前获得了勋章。因此，这次的授勋仪式自然就没他们的事。然而，蒋介石也没有对这两位将领置之不理，关麟征很快就升任为第32军团长，张耀明也被提升为第52军军长。唯独第2师的师长郑洞国，不仅未能获得“青白”勋章，连52军的军长职务也无缘获得。心灰意冷之下，他选择辞职而去，而其原因恰恰是关麟征在第52军内部大搞派系斗争，将郑洞国排挤出局。这样看来，李宗仁所赞扬的游击战专家张轸未获得勋章的原因更显得扑朔迷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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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张轸，他在当时的军界有着相当的资历，绝非泛泛之辈。他是名副其实的正规军官，从陆军小学开始，经过陆军中学、清河陆军预备学校、保定军校等多个阶段，因学业优秀提前一年完成学业，还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。回国后，张轸在1925年10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4期的战术总教官，他教导过许多战场赫赫有名的黄埔四期将领。这么深厚的军事背景与教育经历，让人不禁感到他不应在抗战初期仅担任一支新成立的110师的师长，简直是压才了。

然而，熟知内情的人知道，他之所以在抗战初期才担任这种非嫡系部队的师长，实则源于他早年的选择。早在北伐时期，张轸一直在湘军大佬程潜手下任职，并受到重用。当程潜因与蒋氏的权力斗争失败而退隐故乡时，张轸更是趁机担任程潜旧部第6军的代理军长，与蒋氏展开了战斗。即便在战败退隐后，他也不愿向蒋氏屈服，因此自然在蒋介石的眼中并不受宠。

直到1936年，蒋介石重新启用程潜担任总参谋长，张轸在其引荐下得以再次出发。可是，张轸在1927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的赋闲，目睹了许多早期职务远低于自己的同僚因倚仗蒋氏而飞黄腾达，比如汤恩伯，在张轸担任第6军代理军长时，他不过是个刚从日本尊学的年轻小子，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汤恩伯已经升任为第十三军的军长。

到了1937年5月，张轸被派赴豫北担任师管区司令，负责地方兵役事务，征集和训练新兵。在抗战前，全国设置了20个师管区，每个区里军事力量的筹备成为了蒋介石为组建60个德械师而做的战略准备。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张轸借此机会举办了游击战训练班，邀请八路军的将领进行授课。在这一时期，他深刻领悟了游击战的魅力，并学习了多种战术，这为后来的台儿庄战役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在开办游击战训练班的过程中，张轸以豫北民军为基础，整编了五个营，程潜还帮助他申请到了第110师的番号。自此，以“翼字军”的名义（源于张轸的字翼三）的第110师正式亮相于抗战战场。随着太原会战的结束，日军南侵徐州的战略意图已然明显，汤恩伯的第20军团被派去迎敌，而张轸的110师则被编入汤军团之中。

起初，汤恩伯对110师并没有太高的评价，认为这是支刚刚组建的民军部队，战斗力未必强大。确实，相比于鲁南地区其他各部队，只有汤恩伯这一支是嫡系，其他部队如王仲廉的第85军和关麟征的第52军都是有很强的实战经验的老牌部队，真可谓是虎狼之势。虽说110师的战斗力不足以与日军硬碰硬，但在游击战方面，110师却是第5战区所有部队中最为出类拔萃的。

正是有了这些战果，110师在战后获得李宗仁的高度评价，理应获颁一枚“青白”勋章。可在战后，张轸却没能享受这一荣誉，而其原因无疑是蒋介石在背后的操作。虽然张轸未能如愿获得勋章，却在职务上得到了提升，蒋介石对汤恩伯下达命令，让张轸担任第13军的军长。

针对台儿庄战役中为何没有出现第13军的身影，这背后则有更复杂的原因。南口之战后，13军遭受了极大损失，汤恩伯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哭诉。蒋介石出于对汤恩伯的关心，决定拨给他第85军以补充战斗力。然而，汤恩伯心中明白，眼下85军尚不能形成战斗力，因此他巧妙调动，将13军的第4、89师调入第85军，同时将第110师送到了13军之下。汤恩伯通过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拉升了两支军队的战斗能力。

在13军逐渐装备起来后，汤恩伯却对张轸获军长一职愈发不快，决意将此职留给自己的心腹。然而，他无法找到撵走张轸的理由，便暗中让心腹架空他。直到1939年5月随枣会战的爆发，汤恩伯才找到了发难的机会。战中，他依旧采用老办法，避敌锋芒，再侧击敌军，但无视了民众的安危，害得无辜百姓受到伤害。

张轸意识到了民众的苦难，便果断指示89师的师长下令反击，令敌军遭受了重创。汤恩伯对此非常愤怒，便越过两位指挥官直接下令撤退，张轸求情遭拒后愤怒发声，引发了更大冲突。汤恩伯便借机将张轸的军长职务撤销，随后迅速向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批准。

蒋介石收到这份电报后，立即给予响应。然而恰在此时，李宗仁也同时发了一份电报，称赞张轸的功绩，认为撤销军长一职不合情理。尽管李宗仁倡导张轸的表现值得认可，然而撤销命令已经生效，蒋介石只得授予张轸一枚宝鼎勋章，并任命其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。

在1941年7月，张轸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及第66军军长，报名参与滇缅战役。然而这次战斗不是为了获胜，而是为了英军的战略撤退。面对群山的重重阻碍，在运输工具匮乏的局面下，他竭尽所能调动力量，但遇到了分散的指挥和后勤的短缺。最后，因战局失利，他成为替罪羊，被撤职。

幸而老友程潜为他说情，使张轸得以继续为国效力。1943年，他调任豫南挺进军总指挥，巧合的是再次回到了新桂系的地盘上，即便如此，白崇禧与李品仙依旧对他不信任，实际上采取了与蒋介石相同的策略。

经历这一系列风波后，张轸明白了继续紧跟蒋氏将导致不归路，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共产党的路线才是前途所在。在1949年5月15日，张轸率领2.5万余人光荣起义，走向了光明的道路，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未来和信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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